唐代长沙窑茶具的源起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故又名铜官窑，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

长沙窑是在湘阴窑基础上烧造的，兴起年代有多种说法，其中以湖南省博物馆李建毛副馆长的提法较为恰当，他经过研究认为：“长沙窑兴起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叶较为适当，这一时间与长沙窑瓷上的绝对纪年以及纪年墓中出土的长沙窑瓷是吻合的。”

长沙窑产品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它的釉下彩装饰，其装饰内容包括书法、绘画等等，而除了这一点之外，其能够屹立于唐代“南青北白”陶瓷大环境中，还应归功于它的造型多样化，这其中就包括茶具。由于长沙窑在唐代陆羽所写的《茶经》中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人们对它的茶具并没有太多的认知。

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沙窑被发现后，人们开始关注这一窑场的一切，并将其与同时期其他窑场进行对比，甚至与一些皇家器皿相提并论，茶具则是这一典型的对比物。通过与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的皇家宫廷金银器茶具对比，可以发现长沙窑所生产的茶具与之有着明显的差距，因而这对研究唐代民间茶文化具有颇大的参考价值。

唐朝是嗜茶之风普及大江南北的巅峰时期，这段历史在《封氏闻见记》中亦有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饮茶用器从食具、酒具的系统中分离出来，有了专属的器具，陆羽在其《茶经》一书中便有相应的记载。

这一时期，除了有专属的茶器外，能够制作饮茶用器的材料也有很多种，竹、木、锡、铁、铜、银、陶、瓷皆可，但是茶性苛刻，其贮存、煎煮、饮用均需特别对待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性，在这一点上，瓷质的茶具则是最佳的选择，而长沙窑则是生产茶器的集大成者。

通过分析长沙窑主要烧造时期的时代茶文化背景、陶瓷造型特征，唐代存在的不同饮茶方式及相应的器具要求，辅以《茶经》、《十六汤品》等茶学专著中对用于茶事活动的器皿具体的要求、唐代茶诗对于饮茶用器的描述以及对带有题记产品的分析，初步判断长沙窑出土的器物中可能应用于饮茶活动中的产品有壶、瓶、碗、盏、盏托、碾具、等类别，而这些可归纳为碾茶器、贮茶器、汲水器、烹茶器以及饮茶器等，现予以简单介绍。

一、碾茶器

碾茶器是碾槽、碾轮、擂钵、杵头等碾茶用具的统称，其功能为将饼茶、团茶碾成碎末。在这其中，碾槽、碾轮是相互配套使用的。碾轮皆为璧形，边缘尖薄，中心厚实，中有圆孔，个别的为方孔，与《茶经》中描述的“轴中方而执圆”相对应。碾槽呈长条形（图1），正面有梭子状凹槽，四周模印图案或设镂空状器座，也有外表绘釉下彩花纹的，与《茶经》中描述的“为臼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遥相呼应。

除了碾轮、碾槽，长沙窑出土产品中还有一类富有特色的碾具就是擂钵，这是一种富有地域特征的碾具，大多为碗形，钵心露胎，刻划放射形好似太阳光芒似的划纹，也有刻作团花状的，外壁施釉，玉璧底。碾磨工具作杵头形或蘑菇状，也许与“茶法”中需要放的姜等佐料有关，或许也可以用来碾碎饼茶，有学者认为“其用途主要是研磨某些调味品，如姜、蒜等。唐、宋时期，也用它研碎茶饼”。但更大的可能则应该是用来擂茶的，因为湖南本地一直有擂茶的风俗，至今仍然流传。

碾具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产品，其形状类似于鲤鱼形，或称鱼形茶碾，应与擂钵是同种器具。鱼形碾具背面刻有方格状粗糙面，这是用以碾磨茶饼和烹茶佐料的。尾部有一明显圆孔，应为穿吊之用。这种碾具造型颇有个性，似乎静止了一条出水鲤鱼刚刚跃出水面的一瞬间，鱼的造型充满了动感，唐朝为李姓王朝，鲤鱼造型在当时似有寓吉祥之意。

二、贮茶器

贮茶器是用来贮存茶饼或散茶的用具。这一类型的茶器在《茶经》中亦有相关的记载，比如“罗合”、“则”、“水方”、“瓢”、“熟盂”以及“鹾簋”等。根据对书中所列的贮茶器及长沙窑出土的茶具对比来看，两者相互对应的只有一种，即鹾簋。鹾簋的形制和功用在《茶经》中有相应的描述，其“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古代像壶的盛酒器具，长颈瓶）。贮盐花也”。而在长沙窑出土的产品中就有一件带有题记的盒，所见只有一个盒盖（图5），装饰有四圈凸起的同心圆弦纹，上用软笔书写釉下绿彩“大茶合”三个字，其形制与鹾簋极为相似。据此，有学者在《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一书中提及此题记时，称之为“填补了盒类和茶具铭文的空白”。

三、汲水器

汲水器，以瓶为主，这类瓶既可贮盐，也可汲水盛水。唐诗中往往谈及烹茶时，便会提及汲瓶取水，比如：“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一笈负山药，两瓶携涧泉。”等。根据形制的不同，可细分为盘口瓶、鱼形瓶以及壶形瓶等。

盘口瓶，盘口，长颈，椭圆形腹，平底，有些肩部附有系钮，无流。大部分施青釉，大小不一。

鱼形瓶，造型独特。小口，无流。整个器型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而成，两鱼张嘴合成为瓶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形象逼真。瓶的两侧有直穿式的钮，可以系绳，携带方便。

壶形瓶，今人均称之为“壶”，但是在长沙窑题记中自称为“瓶”。这种瓶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喇叭大口形瓶、横柄瓶，以及小扁瓶等。此类瓶在一些水井考古工地中有所发现，比如湖南衡阳的水井中就出土了很多系钮瓶，这足以说明此类瓶是用来汲水或盛茶水用的。

四、烹茶器

烹茶器，顾名思义，就是烹煮茶饼或团茶末的器皿。文献记载方面，《茶经》中提及烹茶器时，主要介绍了风炉（灰承）、竹、炭、火、交床以及等。而在长沙窑所生产的产品中，烹茶器则包括了鼎、铫以及铛等。文献与实物相对比，两者较为一致的器形为，也就是鼎。《茶经》中形容“”“广其耳以正令”“广其缘以务远”“长其脐以守中”，实物鼎则是器身状如圜底釜，尖唇外侈，口微敛，扁圆腹，圜底，三足作“S”状微卷。唇沿处有圭形双竖耳。一般内壁施青釉、褐釉或宝石蓝釉，外壁素胎无釉。

茶铫，唐诗中有相关记载，元稹在《茶》中写到：“茶香味嫩爱僧家铫煎黄蕊花。”以此可见，铫为一种烹茶器。长沙窑生产的铫，状如盆，宽斜沿而带流，浅腹圜底，器口一侧有方口横柄。内壁施宝石蓝釉，外表素面露胎。

五、饮茶器

饮茶器是长沙窑所生产的大宗产品，主要包括了碗、盏（含盏托）等。

茶碗，长沙窑生产的茶碗品种很多，除少数尺寸比较大外，其他的一般器高均在45厘米，口径15厘米左右。根据烧造时间的不同，碗的形制也稍有区别。早期以圆口厚胎玉璧底青瓷碗为主，也有敞口玉璧底青瓷碗。中晚期则出现了各种花口圈足碗。在已公布的长沙窑资料中，有两件碗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一，青釉褐彩圆形敛口碗（图11），高5.4厘米，口径15.4厘米。口微敛，唇尖圆，唇沿较厚，断面呈圆弧形，腹圆收，玉璧底。碗心书“荼”二字。“荼”即今“茶”，《说文》：“荼，苦茶也”。“”即碗，从土旁。该碗容茶量约360毫升，唐代每升合今594.4毫升，荼容茶水约相当唐代半升有余，可能是迄今所能确定的中国最早的茶碗。其二，青釉褐彩圆形敞口碗，高4.8厘米，口径13.5厘米。侈口，唇尖圆，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书“岳麓寺茶”五字。通体施草黄色薄釉，底沿将釉抹去，墨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根据对两件碗中“茶”字的对比可知，“岳麓寺茶碗”应该比“荼”时间要晚。上述两种瓷碗加起来，其数量几乎占长沙窑瓷碗数量的98%,由此可见，长沙窑生产的瓷碗中，绝大多数属于茶碗。

茶盏，一般把器形较小的碗称为盏。《中国器物大词典器皿》：“茶盏，敞口小足，斜直壁，为常见形式。”茶盏是点茶法出现后的产物。点茶法注汤入碗，然后有用茶筅击拂的动作，对饮用器又有了新的要求，盏便应运而生了。长沙窑出土的盏类有一件带题记的，器心书釉下褐彩“荼盏子”三字。高6.4厘米，口径20厘米。从此盏的尺寸来看其型制与碗相比并不算太小，从实物图观察与碗也无大区别。盏作为茶器，一般是要与盏托配合使用的。盏托（图13），又名茶托子，《茶典》中对茶托子的解释是：“古代茶具名，又名茶舟。造型为圈足上安圆形托盘，中心部分高起托圈，内中可以安放茶盏。因其形似船，故又名茶舟。”盏托的造型，一般托面圆而坦张，托圈微高出托面，托面的口径略大于盏的口径。托圈的径度要正好放进盏足。茶盏置于盏托上，稳当，不烫手，讲究卫生，水溢流入盏（托）内，既实用，又美观。

上述茶器囊括了长沙窑产品的大部分门类，其数量可观，形制多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在其《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他认为长沙窑“似乎在一度是一个以生产茶具为主要品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场”，并认为长沙窑的兴起“与唐代及以后较长时间内饮茶风气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风靡一时的饮茶风尚，长沙窑的产品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生产，以至名扬四海并远播国外”。至于长沙窑为何能够生产如此大量的茶具，则是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以及湖南本土茶叶兴盛有关。

唐代人喜爱饮茶，饮茶已经成为唐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唐代，饮茶之风能够兴盛，得益于佛教的传入和唐诗的盛行。首先，《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原为“南方嘉木”的茶在我国北方的普及受到了佛教传播的影响。佛教讲究坐禅，坐时要专注一境，时间长了必定会非常疲惫，午后不食的戒规又会导致饥饿，而茶恰有提神益思、清心静欲、生津止渴、祛除疲劳、延年益寿的功效，“荼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因此为佛教所推崇。茶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而且茶性与佛教的思想也甚为契合，得道的僧人常以茶作喻，以茶悟理，正所谓“茶禅一味”。其次，唐代是诗的朝代，诗人爱茶，“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茶的“益思”、“悦志”激发诗人的灵感，茶所具有的“清”、“静”的品质对诗的题材、构思、品味、意境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唐一代才产生了大量的茶诗。而长沙窑产品的一大特色恰恰就是诗文装饰，这些诗文证明了当时民众的兴趣取向，证明了广大人民丰富的精神生活追求，以诗明志，以诗写意。

除了佛教传播以及唐诗的盛行外，湖南本土茶叶兴盛也是长沙窑生产大量茶具的原因。茶为“南方嘉木”，湖南气候适宜，茶树生长地很广。唐代湖南茶叶产区已分布到湘、资、沅、醴的四水流域，其产茶县相当于现今的四十余个。自古以来，湖南就盛产茶，晚唐著名诗僧齐已（861-937年）在《谢湖茶》一诗中曾提到，“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记载了岳阳湖茶在唐代就是贡品的史实。有如此丰富的茶史，湖南本土制造的茶具也不会逊色，长沙窑即是一例。

长沙窑所生产的茶具一般出土于墓葬、水井、城址或者窑址中，而出自墓葬的多半为小型墓葬，这些迹象证明长沙窑生产的茶具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它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家金银茶具相对应，正好为后世完整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参考资料。